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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就成了洞见这些历史

时间:2019-05-04 15:02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而博物馆就成了洞见这些历史、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地方。“到扬州的第一个‘打卡地’就是扬州博物馆。”张婷欣喜地说,除了博物馆原有的城市史迹介绍,该博物馆“五一”假期还展出了大运河沿线6省19市23家文博单位的300余件精品文物,“文物中流淌着的历史智慧,让我看到古运河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样貌,真是大饱眼福。”
  不止是扬州博物馆,记者从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上了解到,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以及素有“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等称号的城市,也都成了诸多游客的目的地。
  浙江绍兴游客李海裕则到了“宗教胜地”福建泉州。他说,此次泉州之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多元融合的宗教文化,“从天后宫、清净寺、开元寺等宗教场所中,我看到了游客潮涌,更感受着一座多种宗教共生并存的城市,它饱含的历史厚度和包容度。”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徐日辉接受采访时称,“博物馆热”折射出的是民众对史料的求知欲望和对中华文化的越发自信。 它有一个二重的基础,一个是“白话”,另一个则是“文”;两者同属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却仍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律性。
  白话乃至“俗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文学并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上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即便没有白话革命和五四运动,白话和俗文学依然会在日常生活领域继续存在。白话革命和新文学史上最有理论前瞻性和历史感的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都有意识地把这场文学革命称作“文艺复兴”,其用意正是要通过承认和发掘古已有之的俗文学源流、与之建立起新的继承关系、从内部将这种源流多样化,从而打破古文自定于一尊的“正统”、再造以新文学为其历史前沿的“传统”,最终将新文学界定为一个更为丰富、更有生命力的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和希望所在。[1]
  我们现在使用并仍在完善中的白话文是二十世纪前期一场狂飙突进式的白话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经由相对漫长、和缓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演化过程而瓜熟蒂落的结果。从但丁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1577)[2]和用佛罗伦萨日常语言创作的《神曲》算起,近代欧洲各民族的“白话”或“现代语文”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和发展,而中国“新文学”却是在短短一两个十年里就将自己在理论和创作上确立起来。“每到一座城市,我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看多了散落城市各处的博物馆,重庆游客宋欣特意选择了素称“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绍兴市作为“五一”小长假旅游点,“在这个2500年历史的‘博物馆’里,处处是古迹、步步皆文化,我们既在旅游,也在收获成长。”记者了解到,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绍兴、泉州等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8年5月,中国已有135座城市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录。随着这些城市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资源被保护性开发,人们了解中国历史又多了一扇窗经历高速拥堵、跨越滚滚长江,杭州游客张婷跟朋友一起自驾5小时,开启了江苏扬州之旅。“看城墙遗址、听古运河的潺潺水声,访朱自清故居、寻瘦西湖的历史痕迹。”张婷如此向记者介绍她的“北上扬州行”,杭州和扬州都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同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都有着江南水乡的娴静优雅。在华夏五千年的长河中,或是历史古都、或是风景名胜,每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底蕴与现代价值。
  “从观光游到文化游,丰厚悠久的中华文化让人们的旅游变得更有内涵。”徐日辉表示,现代人们不断触摸历史,既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也是中国人对精神文明追求越来越高,其文化自信越来越足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我想借这个机会,以“白话革命”为中心,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给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结构秩序带来的奠基性影响。
  “新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它是“新文化”思维、表达、沟通的形式和工具,也是自觉地使用它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整理经验、建构内心世界和集体性社会想象的媒介。离开白话文就没有新文化、没有新国民、没有新社会。在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白话革命不仅再造了一种新的、具有制度意义的国民语言,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政治空间乃至道德-情感-审美空间。这种新的“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既是现代文化的形式基础,也是它的道德基础。
  虽说现代中国及其自我意识是由白话文构造出来、并通过白话文显形、定型,但作为新文化载体和媒介的白话文本身却并不是一个“自然”、简单、透明、不言而喻的东西。白话文并非一个单一体,而是一个复合体。
  白话革命固然有自己的前史,推广白话的努力固然贯穿晚清的维新自强运动、宪政改革、废科举、帝制覆灭和民国诞生,但在五四时期以前,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白话革命所具有的明晰的、强烈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政治自觉,在文学实践上也都未能企及—甚至在主观上未曾料想—能在短短一两个十年里将白话一举确立为新国民、新文化、新风俗、新世界唯一的、总体性的写作规范、风格追求、审美标准和道德要求。古已有之的白话和白话文同白话革命所带来的、作为在全社会和全体中国人中间推广、并进一步由国家行政系统确立为标准的新的国民语文是截然不同的。在历史上存在于街坊酒肆等娱乐场所、或仅仅为文人私下里玩赏的俗文学,甚至包括晚清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努力尝试的白话创作[3],同新文学自面世第一天起就当仁不让地占据的高级文学和“文学本身”的眼界、抱负不可同日耳语。
  白话革命带来的新文学就其内在标准的革命性更迭而言,是以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也许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和“士”的阶层的兴起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就外部参照系而言,则是中国文明的语言编码系统和思维逻辑系统第一次从自身之外,即现代西洋文明中获得新语汇、新语法、以及新的描摹现实和叙述内心世界的形式与风格。
  就这样的“新文化”的内在使命而言,白话革命带来的白话文不能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话”,而必须是终极意义上的“文”。它在风格、形式、结构、思维、乃至内在道德规范等所有层面,必须同时经受中国古典文学所确立的典范和近代西洋文学所树立的新标杆的检验。虽然这场白话革命是由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发动的,其创作成果也集中体现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中,但在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隐蔽的社会经济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则不过是那种发源于欧洲、随后向全世界范围扩张的、近代高级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普遍的媒质”(universal medium)的一个晚到的例子。 如晴朗的天气一般,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民众的旅游热情亦在高涨。中国旅游协会等机构发布《2019五一出行预测报告》显示,位列前十的热门旅游城市包括北京、南京、杭州、苏州、西安等。不难发现,诸多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了游客们的“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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